翻译员：王布克
Starchildren – a cross-cultural look at the value of lif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星星孩子——一场从头面对生命价值的跨文化观察
I translate Starchildren as 星星孩子, simply like German and English, putting star and children physically together, as 星星 is star and 孩子 is children. I believe roughly 8 out of 10 would choose to translate it into 星星的孩子, 的 means ‘s, because it sounds and reads more poetic and gentle and a little more smooth. 星星孩子 is a little rigid. But, I still choose no-的 because:
- With 的, it is not accurate. I understand starchildren means the kids themselves are stars, not stars’ children.
- In China, the term 星星的孩子 has gained a particular meaning,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the term has been quite widely known through a lot of charity activities. It’ll cause a big misunderstanding.
德国作家赫伯特·罗森多福尔有本畅销小说叫《寄给古代中国的信》，里面的主人公爱上了时光旅行*。我这个德国人也一样，而且幸运的是我的时光旅行不仅发生在中国境内，也在我的生命跨度之内。2002年，还是个女孩子的我来到了中国，先是看到人们如何不依靠任何电力收割水稻，可两天之后我到了上海，那简直就像是时空转换。2013年，我作为一个实习生来到了沈阳，这儿的生活让我想起我的父母那代人是如何讲述他们经历过的德国经济奇迹的。如今是2022年，我觉得跟德国相比，生活在中国就好像生活在未来世界。比方说吧，我都快一整年没有用过哪怕一次现金了，换成在德国那绝对不可思议。
* 书中的主人公考太先生从公元1000年的中国穿越到了1990年代的现代德国，然后把他看到和经历到的事情写成信件，寄回给了他那个年代的中国。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已经当妈妈啦。其实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不幸的是其中的两个早逝了。在我的德国朋友们之间，这是个难以张口谈论的禁忌话题，但年长的中国人却并不避讳，他们一般会大方的祭奠和缅怀那些没有出生的孩子。这种看待早逝儿童的方式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我跟这些中国老人们谈论起这些的时候，我超越了西方式的直接刻板、单一沉浸式的生命观，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一切。我对此很感激。他们对于时间和生命的理
解是圆通的、多元分散式的，这更加贴合了我的时间机器给我带来的经历，也更贴合自然循环。这种循环讲究生命化作死亡，继而又化作更多生命。对我来说，这是一场宽慰身心的旅程，我愿意拿来跟大家分享。
中国和德国都有很多墓地，但埋葬的逝者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逝者的年龄。通常人们会下意识的认为只要是死去的人都会被埋葬，所以哪来的不同呢？我们不妨换一种问法：哪些人是不宜被埋葬的？
每年的母亲节，我和丈夫和女儿会先去看望我的妈妈，之后我们一般会去两处墓地。先是位于一个森林墓园里的家族墓地，那儿埋葬着我的婆婆。之后是一处集体墓园，那儿埋葬着我早逝的孩子们。我们在2018年失去了一个女儿，一年后又失去了一个儿子。两次都是孕期中的悲痛作别。在德语里有个专门的短语形容这样的孩子，叫Sternenkinder，也就是“星星孩子”。
不论我是在一天中的哪一刻到达孩子的墓地，只要我走过墓园的院墙，心中就会立刻平静下来。在德国的墓园里，坟墓是按照树木和篱笆的位置而自然分布的。区域和区域之间，甚至是同一个区域里面，不同坟墓的墓碑、植物、和装饰都大相径庭。而我在中国的墓园里看到的正相反，外观相同的坟墓们整齐划一地排列着。
我的两个“星星孩子”的葬礼都是在秋天，银叶菩提树的树冠上还残存着生了锈一般的黄叶，通往墓地的小径上铺着干枯的落叶。秋色宜人。当我看到坟墓旁的小树已经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迎接冬天到来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欣喜。因为只有这时，树上点缀的那些像圣诞树装饰或者佛教祝福旗帜一样的丝线、皮绳、和锁头才能全部一览无余。不光是小树，整个坟墓在冬天里都是色彩丰富的。这让我联想到在中国乡村的林中徒步时偶然见到的坟墓，它们一般隐藏在林木浓密的山谷，被五颜六色的塑料花大量装饰着。德国的“星星孩子”的坟墓一年四季都是用鲜花陪伴着，上面是形状不一，材质多样的墓碑，刻着名字、日期、和世俗或宗教符号。在我们孩子的那个墓园里，最早的死者是2013年的，坟墓上散落着玩具、纸风车、气球、蜡烛等物品。还有个“星星孩子”的坟墓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摆设，看起来就
像《瓦尔多在哪？》*书里的一页。总之，儿童墓园甚至有点儿像商场里的儿童区，看的越久，你反而越想乐。
* 一个经久不衰的英国童书系列，每页都要求读者在五颜六色、混乱喧闹的环境中找到主人公瓦尔多 。
我们第一次去墓园是在一个夏天。我们对于把女儿埋葬在家族墓地还是专供“星星孩子”的集体墓地颇为踌躇一番。其实埋葬这个词不对。根据德国政府的法规，只有体重达到500克的儿童才可以埋葬，500克以下还不能称其为是一个人类，而她只有250克。但，且不妨用“所幸”二字形容吧，这个法规在2013年被废止了，因此我们可得以埋葬她。
集体墓园这个词让我不自在，它让人联想到战争里尸积如山的场面。好在我收起了感性，听从了丈夫的建议去看了一看“星星孩子”的墓园。当我坐在墓地前的石头长凳上时，我改观了，并在那宜人的环境里做了决定。多么鲜活浓绿的林木啊，就连墓前的小树也是如此。各种葬礼的装饰像彩带在斑驳树影间闪烁，跟中国寺庙里挂在树上的红色丝带也很相似。古树的粗壮树干让人觉得一切都不会被遗忘，因为它们本身活过了一切。墓旁的纪念碑很庄严，让长眠在此的孩子显得不平凡。在“星星孩子”们的墓区四周埋葬着死去的护士和修女们，她们的坟墓排列得很整齐，就像守护的士兵，要是有人胆敢否认这些孩子们的存在，她们就会挺身而出。她们出于职业热爱而选择葬在此地，对痛失爱子的父母们来说也是一种陪伴。这里就是恰当的地方。这种肯定让我在悲痛中感到了一丝踏实。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一丁点儿都没有。一个怀孕的妈妈怎么会操心这些不相干的事情？但为什么是我？面对我的不幸，大家保持沉默，或者小心翼翼的聊几句只言片语。但其实，婴儿在母亲子宫里死亡是时有发生的。世界上每九十分钟就有一个婴儿在产前、产间、或产后不久死去，他们的父母会陷入巨大的精神创伤并且常年挥之不去。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用这个话题唤起一定的认知。
这些想法让我产生一个更加客观的疑问。作为一名商务、公法、和伦理学的老师，我一直对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学习并实现互惠感兴趣。不过这是个太过泛泛的领域。作为一位母亲，我很喜欢研究如何育儿，可以说孩子们是联结不同国籍和不同代际的纽带。可这仍然太泛泛了。这些想法都有些不着边际。所以，我采取了另一条思考的途径——溯源，即回到起点。
孩子产生于性，但性未必能带来孩子。所以问题就来到：父母身份的起源是什么？孩子的起源是什么？生命从何时开始？一代人从何开始？
传统的回答当然是生命从出生开始——当空气进入孩子的肺部让他产生第一口呼吸的时候。可这其实大错特错了。我们在呼吸空气之前，其实已经生活了好一阵子了，那时我们是通过羊水呼吸的。关于生命起始的话题，无论是科学、哲学、宗教、甚至律法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比如分别作为中国和德国的主流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是从概念上认定生命的。还有的宗教认为人只有在出生后第40天才有生命可言，因为那一天是灵魂注入身体的日子。哲学家坚称生命必须是有意识并能感知疼痛的。以上观点都是无从评判的，但我想表达给所有的人，无论他们的信仰或出生如何。生物学对于最小单位的人类细胞集群能否被称为生命不敢妄下断言。在概念上，一个细胞集群就能成为一个生命。细胞是生物体的最小组成单位，而生物体是活生生的存在。人类生命从一个卵子和精子发展而来，心跳、脑力、器官的长成、生存的意志一项项随之发生。判断生命起源的要素可以列举个没完。科学把生命起源形容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样，一个人从何时成为父母这个问题也会陷入死胡同。所以我不再讨论生命从何时开始，而想绕到问题的另一头，即生命如何终止，也就是死亡。我们为死者安排葬礼，意味着我们认可他曾经活过。这种方式显示了我们尊重生命，并为生命赋予价值的意愿。
一般我们能从命名这件事来观察一个人受到的对待。比如我用小名、外号、或全名称呼女儿时的意味儿当然是大不相同的。在德国，与人交谈时用不用尊称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门语言能像汉语那样能传达出对于一个人的关系、性格、和价值的信息。因此，我们如何称呼和面对早逝的婴儿是很可以展示我们如何对他们的生命赋予价值，甚至是对普遍意义上的生命赋予价值的。
中国也好德国也罢，如今大家都不太谈论“星星孩子”，与此有关的词汇也就不统一。“星星孩子”是一个很诗意的德语词，形容这些孩子虽然未曾见过天空，但仍然去了天堂（引申为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当然，天堂是个宗教术语，说的是他们死后去了田国里跟神一起生活。中国人没这么想过。在中国，人们常常会讨论生命轮回和转世再生。除了这些宗教和文化联想，我的中国访谈伙伴认为汉语在描述此事的时候未免缺乏浪漫。中国人会选择一个很
学术的词，胚胎停止发育，即胚胎不再生长或者不再存活了。它更像是一种描述，而不是个名词。英语也是，我没法在医学名词之外找到一个很好的英文词汇。我是不想用这样的学术词汇的，因为它们为死亡设置了条件，比如时间、原因、和状态。在死亡时间上，可能是产前或产后的三个月；在死亡原因上，可能是父母的主观选择或者是胎儿的自然死亡；在死亡状态上，比如体重在500克以上还是以下。英语的“死产”(stillbirth)指的是胎儿在孕期的第20周或28周以后（根据不同起始日期的算法）死亡。如果在那个时间以前死亡，则要说“流产”(miscarriage)。我认为这些词汇和含义显示了一个社会如何评价或面对这些孩子。对父母来说，还需要跟这些逝去的生命告别、悼念、和共存。我们说的是迎接和送走生命，而不是购买或者提供某项服务。因此，医学术语在这方面是无效的。本文无意探讨具体的术语。对于如何面对胎儿在母亲子宫里死亡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名字。毕竟是一个生命消逝了，有什么必要去根据死亡时间下定义呢？
我觉得“星星孩子”这个词汇是最好的。它没有界定死亡的时间、原因、或状态，而且所有人都能理解，无论大家的信仰、民族、或代际有多么不同，哪怕是个原始人。为此我们不妨超越基督教的语境，看到另外两种同样合理的解释。第一个是我们都是星尘，尽管这么说显得有点儿卑微。137亿年前的大爆炸之后的一秒钟内，产生了最早的物体，这些氢氦气云形成了最早的星星。一个星星在它生命步入尾声的时候，会变成超新星并爆炸，然后新的天体物质会从爆炸的残余物中诞生。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就会自然想到人类的生命，孕育在子宫中的新生命。如果必须要对一个生命告别，意味着它回归成了星尘。宇宙中没有一个原子会消失，无论它之前是啥，现在是啥，以后是啥，它都会在物质和生命的无限循环里存在下去。第二个解释是无论哪一代的中国人或德国人都用同样的方式看待星星，那么我们如何处置“星星孩子”呢？
当我们要面对“如何处置星星孩子”这个问题时，疑问词“如何”已经认可了这些孩子的存在。大家对此观点不一。有人采取不谈论，不埋葬，甚至不认可的态度。就算非要张嘴，他们也不愿承认那是生命，而宁可说是一堆细胞物体，就像医疗废弃物。无论如何，我认为“星星孩子”当然就是生命，尽管每一个生命最终都会成为一堆细胞。失去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或一堆细胞）可是要实实在在影响生活的，比如父母的身心健康。
怎么才能跟老年人谈论这个非常私人但又形影不离的话题呢？就因为这是禁忌而不要去触碰吗？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代际的人们之间比较这个话题的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干燥的数据分析，因为它是关于情绪的。虽然衡量情绪是困难的，但情绪导致的行为却是可以量化的。同时，由于个体行为很大程度基于经济和行政体系，我试图用一种客观的方式去思考中德两国不同代际的社会政治现象。我的切入点是观察每代人的社会政治状况，来区别他们对“星星孩子”所抱有的态度。
无论广义的死亡，还是具体的早逝婴儿，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类的日常行为不仅取决于可行性，还取决于不同代际人的追求和情感。为了发现中德两国每代人的追求，我研究他们的渴望。对不同时代流行音乐的观察是了解人们情感的好切入点。
为了更好的感知每代人的情感，就需要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音乐是一个不因时间而改变的资料素材。一首歌就是一首歌，永远是一首歌。人们对一首歌的理解和感受就像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我永远都不知道别人的哀悼之情是否跟我一样，哪怕是我最亲近的人。但就算我没法衡量和比较情绪，我可以听到同样的声音，就像我自己的祖父母和我中国朋友的祖父母一样。于是我去听我中国访谈伙伴小时候听的音乐。我挑选出一些歌手，他们的故事和作品最为贴切本文内容并且最能打动我，也能代表不同的时代。这些艺术家包括：郭兰英和玛琳·黛德丽，邓丽君和猫王，还有周杰伦和Lady Gaga。
通过对中德两国不同代际的人进行采访，并跟他们谈论儿时喜爱的音乐，这场观察就变成了一个跨文化、跨代际的研究项目。
让我们步入时光机器，从祖父母那代人开始这次时光旅程吧。对中德两国的1920年代到1950年代那代人来说，最大的心事是战争。我管中国的这代人叫“郭兰英一代”，用的是他们年轻时都喜爱的女歌唱家郭兰英的名字，她唱了很多优美的爱国歌曲。这个方法也很适合德国，我称那代德国人为“黛德丽一代”。玛琳·黛德丽是一位德美双重国籍的演员和歌唱家。美国文化对二战后的德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我为啥起“黛德丽一代”这个名字。“郭兰英一代”经历了战乱和1950年代的饥荒。谈论他们的内心渴望几乎显得不够严肃，
因为他们的物质如此匮乏，日常第一要务就是生存。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安全，渴望孩子们能够过上不再残酷和艰苦的生活。
“郭兰英一代”普遍会生很多孩子，只要他们一得知怀孕就会马上庆祝，因为每一个孩子对家庭都是重要的支援。另外，中医会从孕期的第一天就开始规定女人的生活。当你去问一位属于那一代的老人他有多大年纪，答案往往是难以确定的，因为他们会从怀孕日期开始计算，
而不是出生日期。他们都不介意谈论“星星孩子”，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颇常见的。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医疗水平都相当原始，得到医治或者药物都是很难的。大家会平静谈论生存和死亡。那一代人有专门的墓地埋葬早逝婴儿，每一家的“星星孩子”都会被葬在一起。在我这个有两个“星星孩子”的母亲眼里，这种安排就像一种“美好往昔”。大家知道生命的价值，也乐意去谈论这个话题。
尽管背景类似，德国的“黛德丽一代”对待早逝婴儿的态度很不一样。他们跟“郭兰英一代”的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也会开口谈论这它。大部分德国人在孕期的前三个月是对此保密的，今天也是这样。即便过了三个月，准妈妈也一般不会因为怀孕而改变多少生活习惯，因为德国人不把怀孕当成一种“身体抱恙”。我的祖母也曾有过一个“星星孩子”，那是一个虽然正常生产，但因为脐带绕颈而不幸死去的孩子。她的家人们都不跟她谈及此事，唯一跟她聊过的是医生：“别哭，别难过，这对未来的受孕也会有所影响，但别放弃，你一定会有孩子的。”我想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会愿意生活在“郭兰英一代”的中国，也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中国。彼时彼处的人们自打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迎接它。
在“郭兰英一代”之后，是我起名的“邓丽君一代”。邓丽君是一位歌手，也是语言天才，她能用六种语言演唱。彼时中国正在大力开展城镇化，“邓丽君”一代仍然需要精打细算的维持基本生计，比如和平、生存、温饱。战争的记忆并未远去，他们打心底期望子女们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代人仍然自然大方的庆祝生命的降临，埋葬早逝的婴儿并用日常谈论的方式让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德国分成了两部分。我的研究聚焦在当时的西德，一个完美的文化代表就是“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这位美国音乐家甫一登场就用节奏超强的扭胯征服了大众。稍微近距离观看的话，你会发现他是如此的闪耀迷人。美国大力支持德国，德国也多方效法和模仿美国。德国的“猫王一代”是在祖国的重建中长大的，逐步经历着进步并步入了富裕。关于早逝儿童的话题也再他们中间逐渐变成禁忌了。只有时间达到24周或者体重达到500克或以上的胎儿才才能够获得葬礼。属于这一代的妈妈们要经历漫长的岁月和心理治疗才能摆脱抑郁，或者搞清楚婚姻的解体正是因为俩人对早逝孩子的话题避之唯恐不及。妈妈们和爸爸们一声不吭地独自与自己的罪恶感挣扎。这一代人崇尚的是进步与富裕，有关死亡的话题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终于要谈到今天这一代了。我觉得周杰伦可以代表当下一代的中国人，他们追捧技术的发展，沉浸在教育和进步对人的塑造中。“周杰伦一代”追求富足、财富、名誉和地位，同时也承受着过度工业化与残酷竞争带来的苦恼。公众对你成就的认可决定了你的名誉和地位。这一代的父母们都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人中龙凤来养育。葬礼不再是个人行为，而需要由机构来安排。专门埋葬早逝儿童的墓园消失了，这个话题也几乎彻底听不到了。“周杰伦一代”对待“星星孩子”的态度有点儿像德国的“猫王一代”。
而今天的德国对待“星星孩子”的态度却朝着中国的“郭兰英一代”发展。德国在2013年诞生了一项针对早逝儿童的新措施：父母可以把早逝的孩子同样注册在民政部门，这样等于法律正式认可了他们的存在。人们缅怀并祝福“星星孩子”，他们的专属墓地也多了起来。尽管进步多多，我却觉得争议歌后Lady Gaga反而最能代表当前这代德国人。为什么呢？因为她爱走极端，这正是时代的标志。今天的德国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财富、健康、和全球环境，但同时也无比激烈地因为政治体系、资源分配、和种族问题而吵成一团，并且游行示威。“Lady Gaga一代”在对待早逝儿童一事上同样走极端。尽管德国政府都公开采用了“星星孩子”这一术语，大部分民众却甚少触及这个话题。他们不愿或害怕谈论死亡。
我从失去两个孩子的悲痛中领悟到的，正是中国的祖父母那代人一直都知晓的——我们之所以在死亡面前败下阵来，正是因为我们害怕或避免谈论死亡。冲破死亡禁忌的最好的武器就是尊重它，并在日常生活中给它保留一席之地。我们应该在生命诞生的第一秒就庆祝生命！
前代的人们尽管经历了更多的死亡和苦难，却也把这些看成寻常事，于是才能满怀敬意并坦然埋葬早逝儿童。与年长的德国人更容易谈论“星星孩子”，但他们一般不会过多展示出情感。他们倾听时不会用眼泪打断谈话或降低肃穆感，他们讲述时会理智而清晰。他们不像中国的“郭兰英一代”和“邓丽君一代”那样从第一秒钟就庆祝生命的诞生，情感充沛地埋葬和悼念早逝儿童，并始终在日常生活中与之共存。我想这背后的原因是否在于传统中医？中医理论始终更注重通过养生来预防疾病，而非治疗疾病。这更凸显出对生命的感激和礼赞。
我在一开始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谁安葬在墓地里？谁没有？在2013年之前的德国，体重低于500克的早逝儿童不能安葬在墓地。现在的德国已经不再那样了。而在中国，把早逝儿童安葬在墓园里本来是普遍的做法，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直到今天，这种做法愈发少见了。也就是说，德国今天的做法和中国以前的做法是相似的。
回顾过去能带给人惊喜和新意，甚至是活力。对过去的观察，对当下的省视，二者可以互惠。每一代人都会纠结于死亡这个问题，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可以受益于一场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跨代际的讨论，落到本文，就是如何面对早逝儿童。
我的这场时光旅行教会我在面对早逝儿童这件事上，一样要遵循一个道理，就是未来、进步、富足不会自动带来道德上的提升。我们越觉得自己进步了，越是想要掌控自然。但自然已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就算我们的知识和技术再进步，它也是不可能被掌控的，尤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观察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早逝儿童，我不禁注意到一个社会越是安稳，越容不下有关死亡的声音。但避免触碰死亡话题无力改变任何事，它只能调整一个人对事务的看法。因此，我愿意用前代中国人的态度来看待“星星孩子”，从生命诞生的第一秒就礼赞它，哪怕这个生命只有几小时，几天，或几周。
Tanja Kleinheinz (author), Julie Marx (editor), (China/Shenyang), tanja@kleinheinz.eu and julie.marx@live.de